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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是否是对中国模式的象征性挑战林琼珑

时间:2019/10/16 16:34:27 编辑:

“民工荒”现象存在吗?

最近,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相继发生“民工荒”。据有关报道,在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200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报告显示,福州、泉州、莆田等市劳动力市场均呈现求大于供的状况,目前已有不少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停产或开工不足。2004年春节后,晋江市大部分企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80%-85%。在石狮市,不少企业的招工人员明确表示,每帮助挖一名工人,支付100元的酬金。在长江三角洲,这种现象也开始出现。

如何看待“民工荒”现象,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

让我们从一些最简单的事实开始。

基本事实之一:民工短缺现象的客观存在。在媒体对“民工荒”现象进行了大量报道之后,有关方面开始有意淡化“民工荒”问题。即便如此,有关方面还是不得不承认,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存在不同程度的用工难问题,甚至存在着“大量的空缺岗位”。

基本事实之二:“民工荒”最基本的原因是工资水平低和社会保障不健全。有关官员强调:“说到底是价格问题。如果工厂保持正常的利润水平而并非盲目追求高额利润,只要提供正当的劳动力价格,就不会找不到工人。”但问题是,这里的“正当的劳动力价格”是假设的,而现实恰恰是,正因为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达不到“正当”的水平,“民工荒”的现象才得以出现。

基本事实之三:在“民工荒”中,最紧缺的是熟练工。正如媒体报道的,无论在珠江三角洲还是在长江三角洲,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比比皆是,而最缺乏的则是熟练的技工。而“低工资、轻保障”的问题,在企业迫切需要的熟练技工身上就显得更为突出。

“民工荒”形成的原因

从最直接的角度说,这次“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密切关系。

一是过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说起这次“民工荒”,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仍、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但要注意的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就存在,为什么此前没有引起“民工荒”而现在引起了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几方面在2004年出现了更为恶化的迹象。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就是物价的上升与农民工生活费用的提高。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6%,其中,食品价格上涨9.5%。但这个数据远远不能表明物价上涨对农民工生活费用的影响程度。我们都知道,在农民工的生活费用中,食品的开销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整个物价水平上涨3.6%的时候,许多地方大米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仅此一项,农民工的生活费用就可能上涨几十元。这还不包括副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按照经济学家陈淮的数据,在珠三角这个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农民工工资12年增长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币。也就是说,12年间工资的增长,赶不上这半年食品价格的上涨。现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成本达到每月500元左右,而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1000元。在一些企业中,民工在正常时间里工作的收入只能维持其生活开销,而要剩下钱,就只能靠加班。因此可以说,是物价和生活费用的上升,使民工收入过低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凸现出来。

二是农业收入的缓慢增长。我们在一些地方进行的农民工调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即一部分民工(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打工者)的收入与开销几乎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在打工时获得的收入几乎都同时消费掉了。这就说明,农民出来打工固然是为了获得打工的收入,但现实生活中的逻辑要更为复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不能赢利的“产业”,一些村庄更是衰败得成为一种无法令年轻人忍受的场所,这是许多人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原因。但这种情况从今年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今年出台了粮食补贴、粮种补贴、农业税减免、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据有关专家透露,今年各级财政支农达40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可得到政策性补贴50元。粮食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使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18.9%,农民的整体收入实际增长7.8%。正因为如此,人们又从农业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这说明,只要农业稍微有利可图,农民不计代价出来打工的现象就不会出现,那种无论工资怎样低、劳动条件怎样差,打工者的供应都是源源不断的逻辑难以成立。

第三个原因,是与近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动力大量需求有关。有报道说,在号称“中国休闲鞋都”的晋江市,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20个亿,2003年则达到27个亿,增长速度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显然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在整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都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这说明目前的“民工荒”不仅有供的因素也有求的因素。

维持过低价格劳动力供给的条件

尽管对这次“民工荒”现象的严重程度不能过分夸张,但毕竟这一现象的出现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这个现象在支撑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逻辑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过去,相当一部分学者曾经论证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几乎没有上涨,并将其看作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源泉之所在。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这三者之间似乎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不错,在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这个逻辑的存在。

工资低似乎打不破这个链条。有人说,在东莞和深圳等地方,在20年的时间里打工者的工资没有变化。原来是三四百元,现在是五六百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上没有增加。而且,从打工者的工资上可以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全国,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大城市小城市,也不论该城市的物价和生活费水平如何,打工者的工资几乎都是一样的。在像北京这样生活费昂贵的大城市中,打工者的工资也只有区区五六百元。而像广州这样的地方,一个普通农民工每月平均吃住行都算在内,生活成本就要500元。一个打工者干一年,到年底也只能剩两三千块钱,还要扣掉回家的路费。

拖欠工资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新华社在北京、浙江等地的调查,72.5%的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全国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人民币1000亿元。这意味着全国有几千万的打工者被拖欠过工资,还可以换算为有上千万的打工者白白干了一年。

工作条件差甚至身体受到侵害似乎也打不破这个链条。根据珠三角地区劳动部门的调查,在生产旺季,工人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将近12个小时。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半有1人工伤死亡。《重庆晚报》的数字则是,中国每年因工伤被轧掉的手指头超过5万个。

对于这种现象,解释是蛮横而有力的: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你不干有人干。蛮横的解释代表着现实中蛮横的逻辑,任何提高打工者工资改善他们工作条件的呼吁在所谓“无限供给”的逻辑下都显得苍白无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三个令人困惑的现象。第一,日本、韩国等国家经过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在经历同样长的时间、同样快甚至更快速度的增长后,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二,在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起飞之后,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都有可观的增长。然而,在中国20多年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作为许多工厂生产者主体的打工者的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第三,消费率持续走低。从发达国家看,消费率一般在80%左右,而我国则在60%上下,2003年更是下降到56%左右。

更多的人则将这种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看作是形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基本条件。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一份分析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近1200美元,相当于亚洲“四小龙”的5%至6%,不足发达国家的3%。与发展中国家比,亚洲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其制造业人工成本在2000至6000美元之间,我国不到这些国家的50%,相当于马来西亚的22.7%、泰国的44.2%和菲律宾的48.3%。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略低于印度,相当于印度的95.6%,但仅相当于巴西的18%和墨西哥的11.3%。许多人认为,正是较低的人工成本,加上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得以保持高速的增长。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突出表现在对出口快速增长的促进作用上。

开始断裂的链条

“民工荒”的出现,使得这样一个逻辑的链条开始断裂。尽管我们承认,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有了根本的改变,或打工者争取自己利益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但是,打工者毕竟是第一次用“离开”这种方式向这种逻辑链条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使得他们在面对资方的时候第一次有了讨价还价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还是非常弱的。

这种链条开始破裂的另一种迹象,是雇主一方在用工上出现竞争甚至争夺。在这次“民工荒”中,一些企业为了留住工人,开始在工资待遇等问题上做出新的承诺,以增加对民工的吸引力。在温州,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许多工厂把招工车开到了马路上,对工人进行现场招聘。有的企业甚至采取扣身份证、强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这种现象,在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几乎是没有过的。尽管这也许并不会意味着劳动力已经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但无论如何,过去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劳方的绝对弱势地位”开始发生初步的变化。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的模式维持了20多年的时间,还有人仍然寄希望于这样的模式还能维持几十年。但“民工荒”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模式可能开始走向尽头。这时,难免有人担心由此会导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的下降。不能说这种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但这种思维明显过于简单和僵硬。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两点:第一,正如有的论者已经指出的,吸引投资和保持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条路,培养竞争优势可以有多方面的选择,如提高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的先进性、良好的发展环境等等。这也许会涉及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二,如同人们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论证成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一样,伴随着“民工荒”而导致这一链条的松动和终结,也是一种客观的市场规律使然。事实上,这种模式的终结,对于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雄厚国内基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链条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这次“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目前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到20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亩。而现在农村劳动人口在5.5亿人左右,实际上如果再加上没有列入劳动人口的所谓半劳动力,农村中的劳动力可以达到6亿以上。按照90年代初的技术标准,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20亩土地。这就意味着,要耕种目前我国拥有这不到20亿亩耕地,大约需要一亿个劳动力。如果再去掉在农村中从事其他产业的劳动力,在乡村工业和城市中的打工者,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多达上亿人。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这一事实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促使“民工荒”发生的因素,也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如果这些背景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因素本身也会发生变化。首先,经济的宏观调控将使一些过热的产业放慢发展速度。比如房地产是近些年来最热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吸纳农民工最集中的产业之一。随着房地产业的降温,其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会下降。其次,有关农村政策造成农民增收的效应将很快稳定下来。70年代末期的农村改革,力度是如此之大,其潜力的释放也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目前有关农村政策的力度,并不会大于70年代末的改革。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决定了“民工荒”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基本供求关系。

但尽管如此,这次“民工荒”的发生,仍将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甚至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会表现在,过去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形成的几乎是绝对的强资弱劳格局,有可能转变为相对的强资弱劳格局,劳方开始获得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由此,打工者的工资以及工作条件会出现有限度的改善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劳资互动的一些新机制有可能出现,并由此导致过去“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的松动和转型。问题的关键,是需要用制度安排来巩固打破旧的均衡建立新的均衡的结果。

“民工荒”中的“技工悖论”

“技工短缺”问题不是始于今日。早在几年前,“技工短缺”的问题就已经频频见诸报端。在成都举办的一次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聘请会上,一个企业开出年薪30万元的高价招聘高级技工,居然未能如愿。有资料显示,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技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而现有的技工大多年事已高,大多数青年工人的技术水平达不到规定标准,技术工人紧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不到七成,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而这与合格技工短缺的问题密切联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衰败。全国各地的技校、职业高中大都处于不景气状态,有的职高和技校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据报道,2001年武汉市38所技校中有10所关停并转,其他20余所也难以为继,处于半瘫痪状态;陕西省173所技校中几乎有一半学校只能勉强做到“一校一班”,三分之一的技校被迫分流或停办。而且,就是在职高和技校中,绝大多数学生的职业选择也是白领工作,而不情愿做技术工人。相反,每年的高考则是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进入大学的校门成为共同的追求。

一方面是企业对熟练技工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不愿意学技术做技工。我们可以将这称之为“技工悖论”。如果将这个悖论置于就业困难、甚至每年有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背景之中,这个悖论就显得尤为令人费解。

对于技工的短缺,有人将之归咎为所谓白领情节。即在人们的观念上轻视体力劳动,当干部、当工程师、坐办公室,成为许多人求学和就业的首要标准。有人认为原因是在教育体制上过于偏重学历教育、文凭教育,忽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这特别表现为国家对技术人才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用人单位只看文凭。

其实,熟练技术工种是一种投入大(如果费用由个人承担的话,而且理应由个人承担)、地位低、收入少的工种。也就是说,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称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7000到1万元,最高也不过2万元左右。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市,初级工的平均年收入为1.1万元,而技师也只有1.5到1.8万元。而且,一般地说,技术工人身份地位偏低,职称难评。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的费用往往不低于学历文凭教育,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有先进的设备、原材料让学生操作实习。

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通过企业提高熟练技术工人工资待遇的方式造就人们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动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通过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来起作用)?

这就涉及到我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近些年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企业,基本是以加工和组装为主。2002年广东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到三成,而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的加工贸易占了71.8%。由于国际贸易条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这些产品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在这种工厂中,流行一种说法:赚的就是人工的钱。也就是说,只有靠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企业中,如果大量使用熟练技术工人,并支付熟练技术工人较高的工资,是难以想象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技工悖论”所体现的,决不仅仅是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报酬和市场供求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我们现有经济模式内在逻辑的一种体现。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我们看到一种恶性循环: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只能依赖出口;迅速增长的出口,只能以低廉的价格才能实现;低廉的出口价格导致的低利润使得企业只有靠赚取工人的廉价劳动,才有微薄的利润可图;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下的几乎压到最低水平的劳动力成本,为这种模式的维持提供了可能;企业无力使用熟练的技术工人,劳动者也无经济能力使自己得到更好的技术教育;低利润与低工资又反过来抑制国内有效需求的形成。而“技工悖论”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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