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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未来事关国家前途邝美云

时间:2019/10/16 17:55:04 编辑: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约为7.5亿,而农民工则高达约1.3亿之众。他们一般都是来自农村和农业大省的人,从年龄结构看,主要都是18到50岁之间的青壮劳力。一亿多农民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农业、农村、农民“三农”之外的第“四农”。参加今年两会的代表呼吁,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大背景下,农民

工不应仅仅是城市的“过客”,足见农民工问题的举足轻重。

刚刚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胡鞍钢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去十年,中国“四农”问题日渐突出:1994年全国大约有四千万农民工外出打工,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一亿三千万,从而使“三农”问题演化为“四农”问题。它虽已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但相对于中国八亿农村人口、五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一迁移过程仅仅是个开始,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提出了“农民工是不是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和崛起”的命题: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但他们跟工人和农民又都不一样:在生活方式上大多两地分居,缺少文化生活;组织行为上以小团体行为为主,有着自己的组织潜规则;在利益诉求方面,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有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

作为双重身份和双重角色的“边际人”,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市民的一切权利,不仅在就业的社会福利待遇方式与城市正式职工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上学等一系列城市服务方面,农民工都遇到比一般城市居民更多的困难。农民工问题的本质很明显是“一国两制”问题,即中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的环境里,使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的公共服务形成一个巨大缺口。目前我国的进城农民再就业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接受雇主得恶劣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不公平的工资待遇。而无组织的劳务输出,使得农民进城后,很难得到有效的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非法职业中介则乘机大行其道,有的甚至与个别企业劳资人员串通一气搞假招工,骗取农民工的中介费,严重扰乱了劳动力市场秩序。在上当受骗或受工伤得不到赔偿及拿不到工钱时,农民工最先想到的也不是向有关政府投诉并寻求法律途径去解决,更是进一步纵容了丑恶的犯罪行为。四川省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21%左右,参加工伤、医疗保险的仅有3.41%和0.84%。事实上,全国大多数地方情况与此类似。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由于农民工的参与,东部地区才有了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东部经济才有了蓬勃生机。农民工进城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应当承认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地位,并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但可惜的是,农民工处于相对剥夺的地位,在就业、生活、社会交往及发展机会等方面,无不遭受着剥夺。尽管农民工流动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由于户籍以及其他体制与机制问题,农民工没有得到有规划、有引导的系统分流,只是盲目地自发流动,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其劳动生产率及其他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农村的发展并不等同于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并不等于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中国的发展要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就必须尽快解决困扰发展的“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就是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胡鞍钢亦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农民工成为市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将成为继土地改革、“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并将加速中国发展,同时推动构建和谐社会。

而要让农民工脱离农民成为市民,就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要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必须要破除体制性障碍,打破城乡二元分割,要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待遇差别,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产业工人相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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